• 首页   >   校友风采   >   知名校友   >   正文
  • 红军女战士谢飞

    发布日期:2018-03-23    浏览次数:


    原作者:  萧 寒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,我采访了谢飞——这位公安系统唯一健在的走过二万五千里长佂的女红军战士。93岁高龄的谢老,和我谈起了发生在七十多年前一幕幕情景……

     

    1934年7月,党组织派谢飞到中央苏区工作,她随秘密交通进入江西瑞金,被分配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担任机要员。10月,谢飞突然接到通知,让她到苏区红色医院参加体验。原来,党中央要进行战略转移,要率领中央红军进行长征,为了做好征途的准备,上级决定严格选拔一批女同志组成强有力的宣传工作队伍。挑选参加战略转移的女战士有三个条件:第一要政治思想好,是共产党员;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,会做群众工作;第三要身体好,能扛东西会走路,吃得苦、耐得劳。当时,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女同志大多都符合前两个条件,政审是没有问题的,但身体好不好,自己说了不算,得由医生下结论。“检查身体”这四个字可不像现在听起来那么习以为常,那时候的女同志大多才十八、九岁,许多都是从农村上来的,不少人还没吃过一片药,对医院很陌生,对那部笨重的X光机更感到神秘。让医生这里摸那里听,对着X光机照心照肺,她们想想就感到别扭。她们对X光机也不信任,万一好好的身体被它照出点毛病,被从队伍里刷下去,多冤哪!最难堪的是:听说还要脱掉衣服检查,她们虽然是从剪头发、放脚过来的“解放妇女”,可思想还没有解放到可以大大方方迈进医院门槛的程度。她们不怕苦、不怕死,但是怕羞。真是的,好端端的一个人,能吃能睡,会跑会跳,还查个什么?可是不查就过不了关,当红军毕竟诱惑力太大了,这些妇女同志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,终于决定硬着头皮进了医院。检查完毕,她们心情忐忑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,等待看医生的判决。但判决竟是那样的无情,一百多位参加检查的女同志竞被刷掉了一大半,只有二十多人合格,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大姐,只有三十个女同志被批准参加长征。她们是:邓颖超、蔡畅、康克清、李坚真、刘英、贺子珍、刘群先、金维映(阿金)、钱希钧、李伯钊、邓六金、危拱之、危秀英、李桂英、吴富莲、王泉媛、刘彩香、周越华、丘一涵、吴仲廉、阚士英(甘棠)、陈慧清、谢飞(阿香)、曾玉、廖似光、肖月华、钟月林、谢小梅、杨厚珍、李建华。被刷的有的是有病,有的是因为怀孕,有的是因为小脚,有的体重差几斤。董必武同志当时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下来了,据说是因为体重差几斤。合格的喜气洋洋,高兴地合不拢嘴。不合格的眼泪汪汪,哭呀,闹呀,但是感动不了医生这个“上帝”的铁石心肠。条件是不能宽容们,她们被无情地从长征队伍中“刷”下来了。

    中央红军离开了瑞金,心情是沉重的。告别了中央苏区的父老乡亲,踏上了北上的征程。谢飞这些女红军,身着黑色的列宁装,戴着八角帽,背着约15斤重的背包,跟着大部队上路了。刚出发时,她们的步伐就很不轻松,因为这些女同志多数没有走过远路,其中又有几双“解放脚”(缠足之后放开的),根本不具备走远路的条件,刚出发几天,不争气的脚老闹别扭。从天亮走到天黑,一双脚像灌了铅一样,沉沉欲坠,粗硬肿胀,举步维艰。晚上要是不用热水泡泡,第二天就迈不开腿。许多人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,只想坐下歇口气,可一歇气就跟不上大队,因此受到责难。但是她们没有泄气,咬着牙互相鼓励着走,要与男同志为榜样。果然,走了相当一段时间后,她们的脚不仅适应了行军的节奏,能够步履裕如,而且还能边走边工作。她们当时的身份是“工作队员”或“政治战士”。她们的工作是“走前走后”,即: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,早起提前出发,插到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,搞到粮食,请好民夫,这就是“走前”。有时到达目的地,群众躲进山上去了,粮食藏起来了,见不到一个人影,找不到一粒粮食。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,但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。只能丢下背包,来不及吃饭、洗脚,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,好不容易寻到几个老乡,费尽口舌宣传一番,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,待筋疲力尽领着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,天已大亮,队伍早出发了,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,这就是“走后”。这一“走前走后”,每天就要多走出一、二十里路,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。此外,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、回头路、冤枉路,因此,后来有人说她们是“走了三万五千里长征的人”。这支人数不多的娘子军队伍在崎岖逶迄的山岭间前进。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:“不掉队,不带花,不当俘虏,不得八块钱。”因为当时对待生病、负伤,实在走不动的办法是每人给八块光洋,寄在老百姓家里。“不得八块光洋”,就不能掉队,不能负伤,不能生病。谢老回忆说,刚出发时,男红军们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娘子军的,甚至把我们当成累赘。我们就憋着劲和他们斗,要用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错误看法。当我们的双脚争气之后,嘴巴便历害起来了,因为我们当中有几个历害的,有时还敢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吵嘴。因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党和军队领导同志的妻子,自己又有相当的光荣经历,不比谁矮半截,因此,对于军队中残存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轻视妇女的现象,便毫不客气地开起“炮”来。我们争吵的头一个导火索是粮食。当时规定,每天早上出发时,指战员要带够自己的口粮,或是米或是冷饭团,到了目的地伙在一起煮,吃大锅饭。枪支、弹药、行走,每人的负担都很重,有的男同志出发时便不带口粮,到了目的地揩别人的油,凑嘴份。女同志吃饭的速度和节奏当然不如男同志,肚子经常要委屈,吃不饱就走不动路。我们就不干了,吵起嘴来,告起状来,领导同志不得不对我们妥协,并让我们检查行军纪律,检查每个人出发前是否都带上了自己的米粮,没有带的就不给吃饭。

    为了使这些女红军能安全到达目的地,中央红军一出江西,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,建立了一支特殊的妇女队,让她们自己照料自己,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、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当队长。这样一来,她们就有足够的能力照料自己,她们打土豪、筹粮款,除保证自己能吃饱肚子后,还能将多余的粮食支援大部队。但是,在战争的环境中,小小的“女子团”难于独立存在,安全系数太少,妇女队才成立一个月,进入贵州地域时便解散了,编入总卫生部下属的干部休养连,这里都是一些老同志,如董必武、徐特立、谢觉哉等,除了蔡畅、康克清、刘英、危拱之、周越华、李建华外,其他24位女红军都曾编入过干部休养连的妇女班。 休养连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行军,途中自己筹集粮食,自己携带行装,与战斗部队的纪律和要求相同,一天行军七八十里,脚起血泡,她们一声不吭,一旦遇到敌情,冒着生命威胁,掩护伤员、抢救包扎。长途行军,饥饿、疲劳,战士们,特别是女战士们身体都十分虚弱了,病号越来越多,困难也越来越大。谢飞和战友们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毅力,团体凝聚力,咬紧牙关坚持着,她们的身体在历经痛苦的磨难之后,一天天硬朗起来。邓六金、危秀英、李桂英、吴富莲、钟月林、刘彩香、王泉媛,这几位身强力壮的女战士,她们的政治任务是雇请民夫、跟随担架。抬担架有的从沿途的村庄里找来的,临时的,一天给他们一元,许多民工因有顾虑而怠工,她们就做担架运输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,民夫累了,政治战士就要顶替他们抬担架,夜行军,不准点火,走小路,她们要扶着担架,担架稳稳当当,自己却不知摔了多少跤,在生活上更是细心照顾他们,让他们吃饱、睡好。当粮食不够时,她们宁愿自己挨饿,也要让民工吃饱,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力气抬运伤员。她们跟着担架走,跟着前面一副,又怕后面的掉队,跟着后面,前面又没有人照顾,民工可以打盹,她们都不敢眨眼,凌晨,民工总想打磕睡,宿营地还隔若干里,前后队伍都催赶快走,她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,督促和安慰,劝说和鼓励,用一切办法,推动民工往前走,有几次,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,躺在地上不动,无论如何都不肯走,她们当中体力健壮的。就只好代民工扛肩。

    1935年4月的一天,谢飞和战友们来到云南的一个小山村,黄昏,薄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困野,暑气未退的树落,显得冷冷清清,不见入影。谢飞和刘彩香、钟月林扶着发高烧的吴富莲走进一个农家小屋,房内静悄悄的,房主人的床铺空着。她们找来稻草,铺在地上,谢飞说:“来,你先躺下休息,我去烧水",她一边说一边扶着吴富莲在地铺上躺下,给她盖上一层薄薄的稻草。谢飞走进厨房,准备给伙伴能烧点开水喝,烫烫脚。“扑通”一声,稻草底下滚出几个梨子,谢飞惊讶地拿起一捆稻草,草丛中露出一只箩筐,里面都是梨子,谢飞惊奇说:“呀,梨,一筐梨”,刘彩香、钟月林闻声从里屋来到厨房,“这么多梨!”刘彩香惊喜地说,满满一筐,金灿灿的细嫩诱人,这对于饥渴的女红军们来说,好比是雪中送碳。三人咂了咂嘴,要是梨主人在,就好办了,偏偏主人躲起来了,又不知道梨的价钱,她们把稻草又盖回到梨筐上,“哼哼哟……“里屋传来吴富莲的呻吟声。

    “主人不在,我们怎么买呢?”谢飞略有所思地说,三人细细商量,最后决定花l2个铜板买一个梨,“多给些钱不让主人吃亏。”谢飞一边自言自语地说,一边掏出半截铅笔给房东写了个字条。

    她们把钱和纸条放在梨筐中,掩上稻草,喝了几茶缸开水,洗完脚,解开几捆稻草,闻着诱人韵梨香,很快进入梦乡。吴富莲喝了开水,又吃了一个梨,静静地睡了一觉,烧退了。房东夫妇回家后,见屋里屋外打扫的干干净净,猜想有人来过,查看家中物品,一件不少,连床铺也没动过,在去看稻草中的梨子,发现梨筐中有一张纸条和12个铜板,房东夫妇不识字,就拿着纸条去找识字的邻居看,才知道12个铜板是红军为买一个梨子给病人吃留下的。房东夫妇一听非常受感动,“红军真好!她们不像国民党军队”,夫妇俩悄悄地对熟人讲。红军12个铜板买一个梨的事,很快在当地传开了。

    5月5日,休养连和军委纵队一起渡过了金沙江。9日,全军顺利渡过金沙江,把敌人甩在金沙江南岸。各单位先后都会了餐,开了庆祝会,庆祝渡江胜利和纪念国际劳动节,休养连在会理附近开了一个同乐晚会,徐特立还编了一个“捉虱子舞”。他模仿孙悟空的动作,弯着腰,只见他将羊皮袄反过来穿,羊毛露在外面,戴个破毡帽,左手一举,右腿一抬,身子一歪,然后右手一举,左腿一抬,身子一歪,摇摇晃晃地走出场来,两只手轮番到羊毛里搜搜,装着捉住一只虱子,口里喊“虱子?”放进嘴里“哗剥”一声,又肯定地说“是虱子”,就这样手脚不断地重复这些动作,嘴里连连地喊“虱子!虱子!”“又一个,又一个!”惟妙惟肖的动作,逗得大家笑疼了肚子。

    彭德怀戏言“无虱不成军,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!”晚会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,徐老接着说:“猴子不懂得讲卫生,身上长满虱子,只好一个一个地捉住送进嘴里吃掉。我们红军战士有条件时,要讲卫生,要常洗头、洗澡,不要生虱子。虱子这家伙吸我们的血,还传染疾病,必须消灭它。”

    行军途中,虱子在女红军身上到处搔动,搔锝全身起鸡皮疙瘩,休息时,谢飞和战友们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,捉虱子成了一种乐趣。以后女红军觉得捉虱子太费时,捉不胜捉,干脆剃成光头,邓六金学过理发,她教会了战友的理发技巧,女红军们互相将秀发剃成光头,女战士们光着头惟恐被人说笑话,便做了个帽子戴上,有时,调皮的红军战士会悄悄地突然一把将她们头上的“遮羞帽”摘掉,还连声叫道“尼姑!尼姑!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    5月下旬,谢飞和战友们通过了彝族地区,来到大渡河的安顺场。红军先头部队已于5月24日晚占领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。

    安顺场原称紫打地,同治二年3月17日(即1863年5月l4日),率兵西征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,在这里遭到清兵和土司的前堵后截,3万太平军苦战一月,弹尽粮绝,几乎全军覆没。

    安顺场距泸定桥340华里,沿路蛲蜒曲折,盘绕在山腰之闯,一边是悬崖峭壁,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,全长ll00多公里,宽约百米,深约三十米,全河落差3600多米,流速每秒4米左右,水急浪高声如雷鸣,漩涡形似飞轮旋转,一会露出狰狞的礁石,一会巨浪逆转。

    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大渡河,收缴大渡河船只,坚壁清野,安顺场的守敌只留下一条船自用,敌人援军向大渡河急进,蒋介石亲自视察阵地,布防南北各军,围追堵截,以“万无一失”“固若金汤”夸口。

    27日,天下着茫茫大雨,安顺场距沪定桥320里,上级命令3 天赶到,谢飞和战友们从安顺场出发,踏着羊肠小道向泸定桥飞奔,刚刚跑出30多里,河对岸的敌人就开始射击,一颗子弹从邓颖超的头上飞过,打飞了后面危秀英的帽子,部队小有伤亡,只好绕路走,敌人又破坏了前面的桥梁,停下来架桥,走了一天一夜,还有240里,她们以惊人的速度行进,这是一种持续力很强的竞走,向泸定桥夹击而上。

    到大渡河时,谢飞病到了,天天发高烧,嘴唇泛起白泡,组织上要派一位警卫员照顾她,天生好强的谢飞谢绝了,董老牵着小白马,说:“阿香,骑上我的马!”,谢飞一听,连声说:“不行!不行!我能撑得住”。她咬紧牙关,在战友的搀扶下,拄着拐棍,紧跟着队伍。董老看着谢飞实在走不动,命令她骑上自己的小自马,骑了二三里,谢飞坚持下马。以后,上山她一步一步向上挪,下山两手撑在地上,一步一步向前踮,大部队4点半过了大渡河,谢飞6点半才到,比大部队晚到2个小时,她还没来得及休息,大部队继续向300里外的泸定桥出发了。

    战友担心她过不了铁索泸定桥,提议将她寄在老乡家。休养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,如果休养连的战士负伤或生病,不能坐休养员担架。轻伤,大家互相搀扶着走,重伤寄到老百姓家中,“寄”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,意味着失去部队。“不,我能走!我死也要跟着红军!”倔强的谢飞泪珠已在眼框里打转。休养连领导同意了谢飞的要求,但是,大家都为她能否渡过泸定桥暗暗捏一把汗。

    建于1706年5月的泸定桥,桥长100余米,桥身由13条铁索由碗口粗的大铁环连结,桥面是九条铁链并列,上铺木板。两旁铁链是扶栏。铁链两端固定在两岸巨大的石墩上。

    看着不远处的泸定桥,谢飞想站起来,却浑身无力,人像棉花一样,他咬咬牙,努力站起来,向前走了几步,突然身子一软,又跌到在地上。时间就是生命,谢飞想出了一个办法:由低处向高处时,就爬;由高处向低处走时,自然下滑;爬不动滑不动时,将两手撑在地上,屁股垫得厚点,在地上磨、拖。这样一拖一磨,部队已过去了二个小时,谢飞才爬到泸定桥边,往下一看,一级级台阶,眼前直冒金花,“我真的不行了吗?不!别人能过河,我也一定能。”在小警卫员的帮助下,她咬着牙,用双手扶地,一点一点往前挪动来到桥头。这时,小警卫员的体力也支撑不住了,谢飞对他说:“你别管我了,就是一步步地挪,我也要挪过桥去。”于是,只见她两手扶地,一点、一点地往前挪。

    白色的桥楼,轻轻摇晃的桥身,谢飞爬上桥头,头昏眼花,她咬紧牙关,稳住心神,坦然地伏在铁索上,双手紧紧地抓住铁索,手脚并用,两眼注视着远方,屁股在木板上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,半个多小时,谢飞终于蹭过泸定桥,以惊人的毅力,赶上了队伍,化险为夷。

    经过一夜休息,病情减轻,但高烧仍然不退,谢飞只好把背包交给民夫,自己柱着拐杖随队前进。下午4时左右,敌视轰炸,谢飞和战友们立即散开卧倒。当她站起身来,发现给她挑行李的民夫已不知去向。

    贺子珍因为受伤,骑一匹马,马背上有块长一米五、宽一米的雨布,往地上一铺,十来个女战士坐上。贺子珍看见谢飞没有行李,就心疼地说:“阿香,快过来,跟我一起睡吧。”

    谢飞感激地点点头,钻到贺子珍的毛毯里,感到特别温暖。

    但是第二夜,谢飞就再也不肯过去睡了。毛毯很小,两个人挤在一起,谢飞担心碰到贺子珍的伤口,贺子珍在路上生下一个女孩,在桂州地区又被敌人的飞机炸伤,全身上下被炸伤十八处之多,鲜血淋淋,当时她几乎不省人事,经同志们多方抢救,才保住了性命。想到贺子珍浑身都是伤口,谢飞的心都要疼了。

    谢飞很快发现了一个取暖的办法——钻草堆。部队一到宿营地,她便在附近找一个草堆,趴开一个洞钻进去,再用草盖起来,这个办法使谢飞熬过了许多寒冷的夜晚,但草堆里老鼠、蛇经常出没,使她睡不安宁,身上也被小虫咬得布满了红疙瘩。尽管如此,谢飞还是很满足了。

    过雪山赶草地

    对于饥饿疲劳、衣着单薄的队伍,绵绵雪山是最严峻考验,蜿蜒数千里,险竣无人踪,一些红色战士长眠在雪山上,另一些红色战士又前进了,雪山、红旗,给人世间留下最美丽的事物,而自然界却无情地给红军将士设置了第一个大屏障——大雪山。

    夹金山雄据西北,海拔4000多米,冰峰耸立,终年积雪,山上空气稀薄,气候变幻莫测,当地群众称之为神山,“夹金山,神仙出,六月里飞霜带雪寒……”,传说在山上不准讲话,笑、坐……山神就会把你打死。

    正是六月酷暑,谢飞只穿一身单衣。过山前,总政治部命令各个连队想法买些白酒和辣椒。谢飞和几个战友们一起走到五六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,买到一些小辣椒和生姜、大蒜,周副主席很关心大家,派人送来一些肉类和粮食,千方百计向藏族土司买到些羊毛和羊皮,每人领到半斤干粮,半斤羊毛,每人做了一件背心(羊毛缝在单衣中)。以后,谢飞爬山就靠这张羊皮。

    上山开始,雪山坡度不大,一步步走,不久,就得爬,渐渐地,雪山冲云霄,气温突然下降,脚下积雪成冰。爬到海拔3000米处,山上基本以灌木为主,杂以针叶树,从此往上直到山口,都是草甸子,一堆堆黑色的浓雾翻滚而来,雨点阵阵,四周一片迷茫。黑雾过去,天又下起小雨。人越往上走,海拔不断增高,天气越冷,空气更加稀薄,但一步不能停,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,稍微一坐下,缓口气,就再也站不起来,老同志和轻伤员一手拄着棍子,一手抓着马尾巴往上爬,担架员、运输员就更困难,抬担架的走在前面稍好些,抬后面的就难上去,女政治战士在后面使劲推,队伍在慢慢地向前延伸,开路战士用刺刀、铁铲在雪地上挖出踏脚孔,谢飞和战友们沿着先头部开辟的道路,依次踩着这些脚孔往上爬,一个跟着一个,有时手拉着手,以木棍作支撑,向山峰攀登。山越来越陡,气压越来越低,呼吸更加困难,冷风卷着雪花,漫天飞舞。人从云雾中行进,单衣挡不住风雪的侵袭,脸上身上像被千百把尖刀刺着,浑身哆嗦,牙齿战颤,空气稀薄,呼吸困难,头晕腿软。

    谢飞脚下的积雪已淹没了膝盖,咯吱!咯吱!她和战友们背着步枪、米袋,踏着积雪,用力艰难地向上爬着,山上积雪更深,稍不小心踩空,就会滑下悬崖。有的战士坠入雪渊,有的缺氧,倒在雪地;有的支撑不住,坐下去,就站不起来了。行军队列越来越长,战旗迎看“呼呼”的寒风“垮垮”作响,山顶最危险,圆圆的太阳似一个红通通的冰球,将自雪照耀得银光闪闪,雪地上躺着不少牺牲的战士,他们实在太累了,只希望休息一分钟,可却长眠在此了。

    下山容易得多了,胆子大的干脆坐下来,像乘滑梯一样滑下去,省力又省时,下到夹金山脚,突然,有战士发现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,有人身上背着枪来回走动,侦察员查了情况,并吹号同他们联系,他们也吹号回答,逐渐近了,一阵呼声传来“我们是红军!”“红军? 真是红军?”侦察员一边飞跑,一边喊:“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!”整个队伍爆发出一片欢呀声,一阵又一阵,响彻山谷,向雪山汹涌而去。大家欢呼着蜂拥而下,无不热泪盈眶。

    当晚,在达维开联欢晚会。欢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。

    总政治部指令:迅速传布已经与红四方西军会师的捷报,提高红军战士的情绪,鼓动不掉队,不落伍,不怕粮食困难,注意卫生,严整纪律,迅速争取与四方面军的全部汇合……

    6月26日,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,决定红一、四方面军继续北上,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,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。

    中央红军接着从两河口出发,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卓克基。到达卓克基即进入藏族地区,人烟稀少,藏族同胞长期受汉族反动军阀的欺压,民族仇视很深,加之反动派令藏民不得帮助红军,否则裁处以死刑。藏族同胞一听红军来了,就躲避,不时有人在暗处打我军冷枪,卓克基有一个大喇嘛寺,喇嘛都跑了,休养连就驻扎在这里。休息了几天,又接连翻过了三座大雪山,。红军处境困难,粮食奇缺,藏民走了,几乎每个村庄都是空的,买不到粮食,田里的青稞麦还没有成熟,只好到地里把没有完全成熟的青稞麦刹下来吃。能找到藏民的时候,就按价付给现款。找不到人时,就把钱留在地里。

    割下的青稞麦因未成熟,麦粒打不下来,就先用火烧,象爆米花,麦粒自然脱落,然后把半生不熟的麦粒放在盆里煮成稀饭,每人半碗,谢飞带着一个搪瓷杯,用途很大,烧开水,煮东西都用它。休养连行军走在后面,前头部队把麦子都割完了,等她们到了,地里都空了,她们只得捡掉在地里的麦粒,有时直接用火烧来吃,烧得半生不熟,用手抓来吃,满嘴都是黑的,像长了胡子似的。

    雪山连雪山,以后,谢飞和战友们又连续翻越了打鼓山、仓德山,虽然每座雪山都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,一座更比一座险峻、陡峭,但大家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,强带弱,互相搀扶,后面的战士踩着前面的脚印,一步一步往上攀登,一个一个向前奋进。

    红军来到卓克基,一个较大的居民集中地,房屋多用石头筑成,石板铺地的街道,窄而潮湿,两旁散盖着一些楼房,这一带地形险要,周围许多山都有积雪,又时常下雨,河流错综复杂,森林、古柏、苍松蔽天日,密不可深,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困死饿死红军,勾结反动土司,强迫当地藏胞坚壁清野,对红军放冷枪,杀害红军掉队的人;还发布告,威胁藏胞:“凡给红军当通司(即翻译)和向导者,凡卖粮给红军者,均处死刑: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,所有牛羊、粮食等财产,一律没收”。

    大部分藏胞都躲到深山里去了,反动土司乘机掠夺,把藏胞的牛羊都抢走,筹粮非常困难,部队常遭断吹,谢飞和钱希均、钟月林此刻住在藏民楼上,她们采回野菜在火塘上煮熟,连菜加水吃到胜子里充饥。这天,煮的是野芹菜,煮了一大锅,可是又苦又涩,谁也吃不下,三个年轻的女兵躺在床板上,忍着饥饿,你一言,我一语,说开了。

    “阿香,月林,你们说,革命胜利了,我们每天吃什么?”钱希均问。

    “当然是鸡、鸭、肉大米饭啦。”钟月林抢着说。

    谢飞说:“我最想吃的是老家的广东菜”。

    她们讨论了半天,肚子更加饥饿难忍,终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突然,谢飞的目光无意间透过楼板的缝隙,看到面牲畜圈的人粪、牛粪、猪粪、狗粪堆积如出,许多许多小蛆在上面不停地蠕动,一些未消化麦粒粘在粪堆深处,三个女战士看在眼里,迟迟下不了手,“可惜太脏了,那么多蛆虫在上面爬。”钱希均说。

    “但那是小麦呀!”谢飞可惜地说。这时,国家保卫局的吴烈来串门,吴烈一眼瞧见粪雄中的麦粒,眼睛一亮,“咚咚咚"奔下楼去,一会就捡了一大包。

    谢飞醒悟过来,赶紧往下跑,一边喊两位伙伴,“快去!"三个战士跑迸牲口圈,三双灵巧的手指在牛粪堆上一会上,一会下飞舞着,一阵阵臭气熏得她们直皱眉头,可是谁也顾不了,她们捡完面上的,又捣碎干粪,寻找牲口吃过没消化的麦粒,拿出帽子、手帕等装麦粒,不久,每人都捡了一二斤,麦子很脏,旁边有一条河,河水比较大,四个红军把麦子拿到河里,细心地一遍又一遍撮洗,洗得干干净净,闻不出一丝粪味,放到锅里去炒。在温火烘烤下,这些麦粒渐渐变得金黄,散发出阵阵香气,放到嘴星一嚼,咯噔噔,香脆,三位女红军开心地笑了,她们终于筹足了七天的干粮,把它装在上衣的两个口袋里。在以后几天的行军途中,她们就在口袋里放上几把炒米,走饿了,抓几粒放进嘴里嚼,有些战士知道了,向谢飞要炒米,谢飞爽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,给战士。

    7月中旬,部队进入四川松潘地区。为了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,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,刘少奇为主任,杨尚昆、曾传六为副主任。各团以上也成了筹粮委员会,政治部、供给部的许多主要领导都全力投入了筹粮活动,谢飞和战友们除了做宣传工作外,还担负着拾担架、运输、筹粮等后勤任务。为了解决粮食的严重紧缺问题,女兵们想尽了各种办法。

    解决粮食问题迫在眉睫,红军被迫吃皮鞋和皮带,挖野菜、尝“百草”,朱德最善于找野菜,他先组织一个“野菜调查小组”,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,找出一些认识的,可以吃的野菜,挖出来带回来,分类洗干净,煮着吃,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,把大家过去吃过的野菜都挖来,经过大家的努力,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。

    毛尔盖是当地藏民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,三四百户人家,田里的青裸麦还未成熟,但红军为了能继续奋斗,不得已决定割藏民的麦子,等老乡回来,再按当地粮价,如数付款给他们或茬田里插上木牌子,注明割麦的数量,请老乡拿着这牌子向后面的部队要钱。

    休养连全部动员起来,参加害麦,临近的麦田已经割完,休养连只得到远处的麦地去割,因各单位都去割麦,很快远处的麦地也害完了,休养连的动作比较慢,只割得少量的麦,他们只好到先头部队已割过麦地里去捡掉在地上的麦粒、麦穗,麦子割下来,没有脱粒机,大家只好用手搓,一会儿工夫手就搓破了,麦粒无法加工,只能放在锅里煮,连皮吃下去,因为不消化,拉出来的还是一团团的麦粒。可它是唯一维持红军生命的粮食,没有别的选择。

    8月上旬通过《关于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》,中央军委决定,一、四方面军合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,中央统一领导,共同北上,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,党中央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和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,谢飞和体养连的女红军也编在右路军,向班佑、巴海前进;左路军(五军、九军、三十一军、三十二军、三十三军和军委纵队另一部)由朱总司令指挥,总政委张国焘率领。左路军到阿坝后东进,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,共同向甘南进军。

    8月下旬,谢飞和战友们开始过草地。第一天,阴雨,太阳不常出来,进入草地边缘,草地比较湿,走了一天,找到(腊子塘)有树木的地方,地势较高,大家找了一些树木,将被雨淋湿的上衣、湿裤用火烤干,每人拿一根短棍,找一些干柴或小的树枝烧开水、煮饭,捡些树柱支起帐篷宿营。

    第二天,天刚亮,谢飞和战友们完全进入了草地。无边无际的青草,草丛中泥潭星罗棋布,明河暗沟纵横交错,依靠向导辨认旧马蹄印,旧印迹被腐水淹没了,先头部队借助指北针开辟道路,途中岔路圈上插上“由此前进”的路标,大家踩着一窝一窝的草根,有些地方没长青草,是深沟,一些骡子只顾吃草,离开队列,就陷入深沟。

    气候变幻无常,整天浓雾遴蒙,少有太阳出来时,忽来一阵风,时而一阵大雨,接着一阵冰雹,眼前一片漆黑,神秘莫测。不少战上既无军帽,又无斗笠、雨伞,任凭日晒雨淋,衣服被雨淋湿,穿在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徐老的一把破伞成了稀有宝物,他撑着伞给重伤员遮雨,自己挨淋。

    天上无敌机,后面无追兵,耳边不闻枪声,但女红军们每一步都要与大自然的敌人搏斗,泥坑吞人,草皮颤悠,一脚踏上去一只脚还没有站稳,稍一不慎,踏破草根上地皮,就陷入泥潭。泥潭深不探底,是一张吞噬生命的虎口。

    谢飞和她的战友们继续赶路,天黑时找到一个坡高地宿营,先头部队已搭过一些棚子,有的稍加修理还能蔽风雨。贺子珍有一块一米五,宽一米的雨布,往地上一铺,十来个女战士坐上。

    粮草绝,人马饥,茹草饮雪,草地结满银霜,薄暮无宿,大家背靠背坐着,四面放好警戒,大家悄然无声睡下,被饿死冻死的事常有发生。

    谢飞和战友们的草地生活似乎已经习惯,只听见“嚓嚓"走路声。傍晚,大家在湿地上露营,或蹲或坐,紧靠在一起,有的抱着膝盖,坐在小丘上,腿都伸不直,忍着饥寒,苦挨苦撑,全身都湿透了,半夜,冻得直打寒颤,谢飞冻醒过来,她悄悄起来,在附近跑了几圈再入睡。有些战友在饥寒中悄悄倒下。

    谢飞唯一的财产是一只破旧不堪的白色搪瓷缸。女战士们有四宝“脸盆、棍子、牛皮、铁针”,女战士在草地宿营时,一边用脸盆煮野菜,一边烤着火,愉快地唱着“脸盆歌”:红军的脸盆作用大,既炒“菜”来又做饭,它是长征的宝贝蛋,铁针是珍品,为保护好饮针,制定纪律,规定谁丢失了针,或弄断了针,就要受处分,缝补战士们的衣服、袜套、坎肩、帽子,以抵御草地的严寒。谢飞携带的最后一双草鞋烂得套不住脚,她找来一块马皮,割成几块分给姐妹们,大家用刀子在马皮上穿出洞,拴上绳子绑在脚上,继续赶路。

    8月底,党中央率领右路军经过7天7夜的艰难行军,走出茫茫草原,雪山草地行程约31天,计2700里左右。

    1935年10月,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。


    文章来源:http://www.mps.gov.cn/n16/n1237/n1447/n37380/n42340/n42835/137890.html